艺术家陈彧君的最新展览“我，们”抵达龙美术馆，30余件作品聚焦艺术家2020年之后的创作，以倒叙的方法邀观者先品“果实”，再探“果林”。从莆田的基因母体到“木兰溪”的文化重生，艺术家将“我”置于流动的时代现场，在逃离与重返的张力中，追问个体与群体的复杂关系。

在陈彧君的艺术实践中，时间并非单向的线性流逝，而是可被凝视、折叠与回溯的复合维度。此次展览中，“树木”作为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，超越了单纯的视觉符号，成为时间印记的忠实载体与生命哲学的视觉隐喻。它们矗立于展厅，既是向上生长的生命律动，也是向下蔓延的根茎记忆，以其年轮般的静默，诉说着生成、沉淀与转化的循环。根茎与枝桠，恰如时间与空间在其作品中的同构隐喻：时间在深处沉淀为根基，生发出错综复杂、不断延展的空间枝桠。

如果说“树木”象征着艺术家对外部世界和时间的观察与共鸣，那么“莆田”则构成了对自我的内部时间的观察载体。尽管离开故土多年，他仍然持续回溯这个地方，并非怀旧式的回归，而是以一种人类学式的冷静目光，反复审视这片基因母体所赋予他的思维模式、行为逻辑与文化身份。这个过程，是一种有距离的守望：先潜入其中，系统性地认知；而后抽身其外，保持间距以获得更客观的视野；最终，在创作中解构并重组这些认知。这种“潜入-抽离-重构”的方法，使他的创作线索呈现出非线性的、多维度交织的网络状结构，而阶段性的展览，正如同为这片繁茂的“精神森林”进行一次次梳理。

当这种向内的探索积累至一定厚度，关于“我”的界定趋于清晰，其艺术视角便自然而然地从“我”走向“我们”。这不是立场的转变，而是视野的扩张。他将“我”作为一个样本，抛入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与时代洪流中，去探测个体与集体、地方性与全球化的交汇点。从“我”到“我们”的过渡，是时间沉淀后，自然而然的转向，也是一次跨越自我边界，与社会现场主动连接的实践。

陈彧君对空间的思考与运用，构成了其艺术语言的另一重要维度。他的“空间”既是物理的，也是心理的，更是社会的。从早期的“木兰溪”到“重返木兰溪”，再到本次展览的“局外人”系列，不难看出他创作中的空间不仅限于对画面空间的处理，更试图表现一个更大的社会空间，甚至是这个社会空间所附带的复杂时代切片。

在“局外人”系列中，空间的叙事力量得到发挥。艺术家将视角聚焦于浙江横店一处烂尾的豪华别墅区。这些曾寄托着个体财富梦想与时代美学狂想的建筑，被按下暂停键，也在其笔下成为一个被骤然“暂停”的现代寓言。建筑的生长暂停，个人的野心暂停，时代的进度也减缓，甚至暂停，然而自然界并未因此暂停，植被、动物却能把这里变成家园，自由生长。陈彧君巧妙地构建了一个“压缩的空间”：在这里，时代的雄心、个人的野心、发展的狂热与停滞的虚无，被高度浓缩于同一画面。然而，他并未止步于呈现衰败。笔触之下，自然植被正以一种原始而强大的生命力，重新占领这些人造的废墟，将其转化为新的生态家园。

这个“压缩空间”因而成为一个多重时间的叠合点：它承载着过去的辉煌梦想，凝固了当下的停滞状态，却也预示着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、永恒的自然时间。由此，“局外人”的视角，不仅是对一种社会身份的描绘，更是一种哲学性的观照——跳出人类中心的叙事，审视一切存在在时间中的位置与状态。它是一个时代的切片，更是一个经过时间流淌后留下的，持续演进的空间样本。在这里，时代的轨迹、个体的印记与当下的生机，被共同压缩、封存于此，诉说终结与开端并存的辩证。

时间与空间于他，恰如一棵树的根茎与枝桠：时间在深处默默沉淀，扎下个人史与母体文化的坚实根基；空间则向四方伸展，生发出与社会现场交织的、错综复杂的万千枝条。他清晰地意识到，固守于“我”的园地或所谓的最纯粹的艺术形式，终将面临局限。于是他选择奔赴更广阔的空间，就如他曾经所说：“木兰溪也是要出海的。”

陈彧君：2021年我在龙美术馆的“生长”个展中，树木已是重要的图像媒介。一位研究心理学的朋友曾指出，我的画面多呈现向上生长的趋势，体现了一种生发性的思维。这种与树的连接，很自然地与我成长的环境相关——福建多树，自我童年起，树木便成为我感知世界的一部分。我所有的创作系列，仿佛都带有某种基因链接，在某个时刻被催化、发芽；若用心浇灌，便长成一个系列。树与我始终相连。若将我的创作与我本人比作一棵树，那么根系是扩散的，而非点对点，它不断链接、感受。我不确定自己汲取了什么，但确信在某一刻，春风吹过，新芽会发。树，从无意识的依托，逐渐成为我创作思维中有意识的形态载体，未来它所结出的果实与伸展的枝桠，也将是开放的。

陈彧君：“重返”更接近我目前的状态，其实是一种隔离阶段。人不能永远困于过去的情感或乡愁，我希望从中解脱，将自身视为一个样本，去观察每个人与其过去、故乡及母体文化之间的关系。因此在2017年，我做了“故土不乡愁”展览，意图超越简单的乡愁，探讨其背后的更大逻辑。到2019年，我开始思考能否在创作上建立新逻辑，跳出原有系统。同时，社会转向也吸引着我——我曾进行一场7小时的直播，在非艺术的空间，面对非艺术的观众与内容，去探索价值，以及我与这个时代的链接。因此，“重返木兰溪”可视为时代转折在个体身上的回响。

陈彧君：一旦被贴上“莆田人”或“福建人”的标签，许多行为似乎都变得合理——无论是保守还是激进，都能以“你是莆田人”来解释。这在今天的社会语境下尤为有趣，标签本身也被工具化，成为一种自我开脱的借口。

陈彧君：空间一直是我创作中非常重要的媒介，它会解构你的经历，也会生成新的经验。空间最初是我思考创作路径的入口，后来通过“木兰溪”项目，我逐渐走出绘画，在生活空间和真实社会场景中搭建现场，相当于将空间从绘画移至装置现场。空间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尺度，甚至是一位艺术家的关键标识。我希望在保持某种距离的尺度中，创造关联性。

陈彧君：艺术家这个身份对我很重要，但不是唯一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以为艺术是最终归宿，所有努力只为将艺术做得纯粹，以证明自己的存在或价值。但后来我意识到，这可能是一个误区——过度追求纯粹，反而可能导致某些意义被解构甚至消失。因此我逐渐觉得，生活才是第一现场，是人生最大的舞台。我既是一位艺术家，也是一个生命个体。如果仅仅作为艺术家，表达似乎有所局限。而作为艺术家的好处是，能将生活所赋予的融入创作，有机会呈现自己的想法。当我解构了对艺术家所追求的纯度的执念，我认为成为时代中一个有趣、有感受力与行动力的人，比“艺术家”这个身份更为重要，能以更宽广的尺度，丈量生命的广度。